
成都是一个遍地都是茶馆的城市,在茶馆里,其实不在乎喝的茶有多好,多贵,要的是一种惬意舒适的感觉。在成都除了有固定的室内场地的茶馆之外,也有不少的露天茶园,请注意,是“茶园”,公园里,河边上,街沿边,无处不在。

在成都,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时候,许多市民会扎着堆去寺院里喝茶,大慈寺,文殊院,昭觉寺里都有不少佛家的露天茶园,茶客们一边品茶,一边听着晨钟暮鼓,一边沐浴在寺院的香火中,在这里,你会看到善男信女们的虔诚,还有茶客们的悠闲自得。




首先说第一个标签,“成都人的吃喝玩乐发源地”,史载大慈寺建于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规模宏大,有96个院落,8524间厅室,由“安史之乱”逃到四川的唐明皇下令饬建,,并亲书“大圣慈寺”的匾额,随着唐宋两朝的经济发展,大慈寺逐渐成为一个娱乐餐饮,市场集市的区域,根据《岁华纪丽谱》一书记载,大慈寺在有关成都的游玩活动中,占据了一个非常显要的位置。从最为枯燥的统计数据来看,在有案可稽的34次宴饮中,在大慈寺的宴饮有14次,占总数的40%。同时,大慈寺是个很大的市场,举凡蚕市、香市、七宝市、扇市以及小规模的药市均在这里举行。用现在通俗的话说,当时的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官方在大慈寺举行大型的宴请活动,搞游园庙会,集市买卖,积攒人气。从唐朝至今,再加上成都又偏安西南一隅,民众不知饥馑为何物,自然就形成了吃喝玩乐的习性,也就一直传袭至今。


我注意大慈寺,是因为他和日本茶道有着极深的渊源,可以说他的第二个标签,“日本茶道的发源地”是最应该记入历史的。《神农本草》一书说:“茶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采干。”,蜀中寺院饮茶种茶,研习茶礼历史深厚,佛家禅茶讲求的是“禅茶一味”。我的朋友—金刚石,四川著名的茶道大师,为了研究两者之间的联系,在大慈寺研究了很久。在他的书《中国茶道大师赏阅》中,他写道,成都大慈寺的和尚,绵竹人五祖法演在大慈寺学习佛教经纶,对大慈寺历代相传的茶礼有颇有研究,后传至弟子道邃禅师,他在浙江天台山修行收徒,而道邃禅师正是日本佛教一代宗师最澄禅师的老师,最澄禅师在中国修成大法的同时,也修成了中国茶道的精髓。在日本的佛典里面,都有记载最早携带茶叶和茶籽回日本推广引种的是最澄和空海两位高僧,都是在唐德宗年间(公元805年前后)。而空海禅师是在西安青龙寺修行,与茶的接触机会相对不如浙江天台山,天台山本就是产茶之地。所以最澄禅师是引茶去日本的第一人更适合些。最澄禅师, 最终将其代表的佛教思想以尽纳入法华一乘,从而确立佛教的一大综合体系,是离心式的真理探究。这也正好是至今日本茶道的体悟大道,而非和、清、静、寂四个字所设的通融境界。
我是茶叶中人,自然对生活的关心超过历史,在大慈寺里,有三个茶园,而且每一个都很有特点,一个是位于厕所旁边的茶园,叫不出名字,面积很小,也就十几张桌子挤在一起,很符合成都人凑热闹的习惯,出太阳的日子,阳光从花架中穿过来,柔软而温和。另外一个就不得了了,一个空坝子里的茶园,好家伙,上百个椅子都摆得下,远处是成都繁华的CBD,一群茶客们就在高楼的下面扯开了龙门阵,好不快哉。最后一个就是大慈寺的禅茶堂了,虽说这里看不到任何禅茶的影子,但是精致的座椅,别致的院落中到不失一种含蓄。





我很奇怪,雄伟高大的殿宇背后,露天的茶园之中,数百把桌椅依次排开,但陈设却极端的平民化,椅是常见的竹椅,一个靠背,四条腿,桌子是常见的黑漆方桌,有些斑驳的痕迹,茶碗是常见的盖碗,甚至有些缺口。茶客们就这样蜷缩在椅子上,任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翻看看了几遍的报纸,茶倌提着铜壶“哗哗哗哗”倒着水,阳光就这样透过巨大的银杏树,穿过岁月的尘埃和朱红色的老建筑,显得有些陈旧,却很温暖,春天来了,大慈寺里的花开了,禅茶历史的源远流长,一如最澄禅师的衣袂,将茶带到了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