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本,上日本邦

日本人的花道精神:从“死狂”到“物哀”

《日本人的花道精神:从“死狂”到“物哀”》

 

武士道“死狂”的另一面,是日本花道里的“物哀”精神。日本人在“死狂”中求死,在“物哀”里看生,从武士道到花道,完成了一个生命的过程。

多愁善感、毫不留情、哀婉、凄美、残酷等等,就是我们通常无法理解的日本人的“物哀”了。日本人观花,是在落花一瞬中感悟人生无常,正是这种人生无常感打开了日本人的“物哀”之眼,在插花仪式中观花悟人生,形成日本特有的花道精神:人生如花开花落之短暂,与其“赖活”,还不如以美的盛姿,去装点生命的一瞬以求“好死”。如果武士道是日本人的手背,那么花道就是他们的手心。从这两点进入日本文化,应该是了解日本人比较容易的一个视角。

日本一位植物学者说,没有文化的原始地方,是不会培育花的。喜马拉雅原住民就讨厌家畜不吃的花草。而养花的文化中心,世界上只有两个,西方从希腊到罗马乃至西欧,东方是中国和日本。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对于原始生存状态的人,花草是解决人或牲畜的食料,与人的精神、审美或文化无关;第二,花草是一种文化,它超越了原始生存的功利性需求,直接进入人的精神生活,对花的态度,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格调。

的确,日本人爱花独特,爱出了信仰色彩,悟出了生死在落花一瞬中获得的美学意义,这印证了知堂老人所说的:日本文化的特点是美。

永恒的“物哀”

对于日本人来说,“物哀”不仅是情和意的状态,还是知的态度。知、情、意是合一的,可文化的选择,却往往突出其中一字。例如,古希腊文化是爱知的,情、意二字,亦趋于知,连艺术都知性化了,哲学就更是爱知的学问了。而日本文化是主情的,表现为一种“物哀”的美学样式。

“物哀”在这里并非消极的心态,也没有颓废意识,而是关于人对花所产生的生命感发,赋予了美学意义上的道德指向,所谓“仁民爱物”和佛教慈悲心,都是对生命的一种态度。在日本人看来,瞬间是一种时间的残缺美,在这瞬间的残美中截取人生的意义,以获得对终极死亡的自由,才是一场永恒的“物哀”。

审美意识和宗教感结合,是日本人知、情、意的神性底蕴。神性不在人的理性范畴内,它便成为日本人的信仰托所。于是,幸运的日本人,可寄存信仰的地方很宽敞,既在审美领域,也在生活中。

人是什么?这个答案怎么写?应该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答案;花也同样,观花之眼十人十色。日本人以“物哀”之眼看花,情色皆美,内心却难免焦虑,独缺陶渊明的“悠然”之心。因此,日本人的任一“花道流”都离不开禅佛为花道立宪,以“禅”定神。但如果仅仅以“禅”安顿他们的焦虑之心,毕竟瞬间太短,有太多的来不及,日本人便要抓紧消费那一瞬的生命。

日本民族的这种内心紧张,也许来自于他们的岛国风土,即使面对他们视为生命的花,也不能完全释放出来,“物哀”反而加剧了这种紧张感。因为日本四面环海,茫无际涯,岛国像被大陆流放的浪子,如落花一朵,飘摇在太平洋上。那片土地的身世,给生长于斯的民族,一个刻骨铭心的“弃儿感”,好像先天被大地抛弃,于是在其文化的骨子里,便沉淀了一种宿命般的浪人情结,并由此养成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质。

浪人寻求归宿,目标是大陆,对大陆怀有一种回归的期盼和感哀的眺望,形成“物哀”的心结。只要这种风土不变,“物哀”之心就会恒在,重新融入日本风土,养成日本人的性格基因。一旦有机会就会由“感哀的眺望”,化为“死狂”的豪迈,一跃而登陆。

同样是海洋民族,希腊民族因其与大陆相连,而有足够的自信,去引领文明的风骚;日本民族则因其孤悬海外,处于文明的边缘,而难免自卑。

自卑,带来了正反两面,正面是归依,反面是征服。派遣唐使,当然是归依;可是抢占朝鲜,觊觎满洲,那就是要征服。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人有归依,也有征服。期间,打了两仗,跟唐朝打,跟明朝也打,结果,都像落花一样,败了;但明治维新后跟晚清打,赢了;二战时再战中国,最终还是,败了。因此,这种孤悬海外的岛国风土,恐怕使得日本人的“物哀”情结,一时难以化解,也许要做好永恒之精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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