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本,上日本邦

日本人为什么要叫中国为“支那”?

《日本人为什么要叫中国为“支那”?》

提起“支那”,举国皆知这是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污名化的词汇,用来作为对我国的蔑称。之所以说这个词是“被”污名化,是因为一开始它并不含有贬义成分。孙中山先生的书信、文牍中屡见“支那”一词,梁启超早年曾取一笔名“支那少年”——我们当然不能说,孙总理和梁任公是汉奸。那么,“支那”这一称谓有怎样的来源?日本人何以要将其污名化?这兴许是个有趣的问题。

拉丁文、梵文将中国称作“Cina”,音译作“支那”。它的起源非常古老,可以追溯至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在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在古希伯来圣经《旧约》中、在早期汉译佛经中,均可见到“支那”一词。苏曼殊大师说,《摩诃婆罗多》“乃印度婆罗多王朝记事诗,婆罗多王言:‘尝亲统大军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旧约?以赛亚书》说:“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希尼国来”,“希尼”即“支那”之异译;《佛说灌顶经》《佛说德护长者经》《八十华严》等佛典中,或称“脂那”、或称“震旦”,皆为“支那”之异译。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这些古老的记载都表明,华夏文明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很早就与世界各大文明体系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支那”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称谓,我国本土典籍中从来没有这个词汇。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为什么他国会以“支那”来称呼我国?东西方古老语言中的“Cina”一词究竟是怎么来的?对于该词之起源的解释,也存在着“古今之争”。近代以来的论证多从语音角度入手,有“诸华”音译说、“秦”之音译说、“荆”之音译说、“丝”之音译说、“昌南”音译说等。因论证繁密,囿于篇幅,此处不便详述。要而言之,现代论说的目的主要是“追本探源”,却往往忽略了文明比较的视野,没有考虑到除音译之外,“支那”一词所承载的其他意义。

古人的解释则不然,如果说今人的解释重在“释音”,那么古人则重在“释义”。唐代高僧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称玄奘法师向印度国王解释支那国时说:“彼国衣冠济济,法度可遵,君圣臣忠,父慈子孝。”唐代另一位高僧慧苑《华严经音义》曰:“支那,此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制作,故以为名,即今汉国是也。”可见,支那代表着中国的文化昌盛与智识发达,体现了我国展示给外部世界的礼仪文教之邦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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